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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有如魏晋南北朝的神奇，一边是刀山火海，人间炼狱，国倾纲废，神州板荡；另一边又呈现出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华夏思想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的自由土壤上无羁绽放，三百多年的文明冲突，让陌生的西域佛教被包容接纳，迅速与中原文化融合一体；而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经过上千年漫长的孕育，也在同期相继诞生了。佛教和道教，同时把中国带入一个宗教的历史阶段，深深影响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和走向。

黄老哲学

道教也不是凭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萌发出来的，影响道教的最重要思想是先秦以来流行的黄老哲学。黄老哲学包括：《黄帝内经》提倡的养生自然哲学思想和传统道德，老子《道德经》视道为宇宙万物之根本，无为相生的深奥哲学，以及老庄的与世无争、逍遥自在、游于物外、清净神秘的生活态度。西汉立国之初，正是秉行‬了黄老学说，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社会经济从秦末战乱造成的严重‬衰退中快速恢复。道教推崇老子，尊他作祖师爷，称‘太上老君’。然而，黄老哲学崇尚的是自然，主张无为，提倡清心寡欲，反对任何人为的束缚。《庄子》虽然提及一些神仙一类的故事寓言，但本意并不主张求仙永生、升天问道的。因此，道家黄老思想并不等同于道教。

道教起源

我们一直都说，道教，至少早期的道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形式。什么是原始宗教？简单说，就是装神弄鬼，跳大仙，拜天拜地拜神。相反佛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高度精神化的宗教。

早在商周时期，这片土地上就流行巫祝文化，以龟骨占卜，用蓍（shī，锯齿草）草筮卦，每逢重大节日或者遇到重要的事情，巫覡（xí，男巫）便‬用‬卜筮与‬神灵沟通，感知祸福，驱引部落行为，甲骨文就是这些龟卜活动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代，神仙方术盛行。游走在各地的方士，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修炼各种方术，以实现成仙的梦想。

战国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说也广为流行，被秦汉儒家和神仙方士所吸取，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调阴阳、 顺四时、 序五行、 以政令配月令的思想，在‬探索‬自然和‬朝政‬管理‬‬，以及‬在‬风水、占卜和中医‬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另外，先秦以来的孔孟思想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和东汉开始流入中原的佛教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上述所有的思想方法汇集，共同为道教的起源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长土壤、多元的精神文化和感应内心的灵悟。

总之，商周巫师文化、秦汉的方士神仙家、和庸俗化的今文经学派的阴阳谶纬之说混合而催生了道教。《太平经》的出现则是宣告道教诞生的行动纲领。

包元太平经

追溯历史，道教经书最早出现在西汉，当时还没有任何道教组织活动被正史披露。《汉书·卷七五·李寻传》：“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宫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这大概发生在汉成帝公元前20年左右的事，不知道成帝没有关系，但凡听说过才女班婕妤和媚俗赵飞燕姐妹的故事就行了，当然，成帝是她们的老公。

一个齐国人名叫甘忠可编造了“包元太平经”献给汉成帝，说汉朝天数将尽，天帝派真人赤精子下凡人间教授他太平经，以拯救大汉。成帝天天在温柔乡和赵飞燕姐妹开心，视此等惑语为妖术，于是把他下狱，还没待开庭审理就病死狱中，很有可能是被虐而死的。太平经之名始见于此！

好在甘忠可生前把《包元经》教传给了夏贺良等人，他们继续在私底下偷偷传习太平经。待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向皇帝说起贺良等人挾藏忠可的书经。哀帝遂召见贺良。后者对哀帝说道：“汉历中衰，当更爱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于是哀帝发詔：“夫受天之元命，必兴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

哀帝更号“陈圣刘太平皇帝”着实让人不思其解，史学家一般都是从五德更迭的角度去解读，认为是汉朝皇帝主动行土德之政代替前期的火德，以保天下太平，即应了包元太平经中土当代火之讖。

“包元太平经”的中心思想就是土当代火，这对属火的西汉是不利的。光武帝重建东汉，算是应了刘氏当再受命之符，但是他不像汉哀帝那样自称土德，而仍然继续采用汉为火德旧说。不过这样，土德代火之讖就仍然被认为有效。

虽然西汉出现了第一个太平经，但整个西汉二百年间，还没有看见任何道教的活动，推测此间是朦胧未开化的状态。

太平清领书

又过了百五十年，来到东汉末年，另外一个版本的“太平经”又出现了。《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襄楷在给桓帝的上书中说：“在顺帝时期，琅邪人宫崇把他先师于吉的神书献于皇上。”又说“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參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

那这神书到底是什么来历呢？《后汉书·襄楷传》末有一段详细记载：“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於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清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就是说琅邪人（今山东临沂）宫崇把他先师于吉在曲阳的泉水获得的百七十卷太平神书献给了汉顺帝。

于吉和宫崇都是琅邪人，甘忠可，夏贺良也都是这一带人，秦汉以来，山东这块土地盛产思想。从地域上看，太平清领书和包元太平经应该是有关系的。然而，包元太平经只有十二卷，而太平清领书却是一百七十卷，而且内容上也有很大差异，自非一书。传世的太平清领书残卷已经不见火德已尽，土德代兴的话，而这却是西汉包元太平经的中心思想。不仅如此，传世的太平经中，颇有歌颂火德之处。

可以认为，太平清领书，也即现在大家所指的太平经，是一个改良版的包元太平经，其目的就是要以温和自主的方式对腐朽的东汉社会进行改造，企图挽救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而不是推翻它，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具有正义感的封建士大夫的变革呼声，不要等别人来推翻制度。当然，桓帝也拒绝了这个改良建议。

于吉，也有写成干吉，被认为是当时的神仙。杂史《江表传》：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后被孙策杀之。

张角的太平经

《后汉书·襄楷传》还特别说道“后张角颇有其书焉”，也就是说，同样一本太平清领书，黄巾起义的领袖也得到了一本。张角兄弟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去消化吸收该经书的精髓，然后在民间宣扬“太平”，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号召，聚集了数十万的太平教徒，建立了旨在推翻汉王朝的太平道。前面说过，包元太平经是宣传“汉运已经，当更爱命”，亦即土当代火之说的，土于五色为黄，张角倡导的太平道便是以黄色为标识的，说明太平道是采纳了包元太平经的思想。他以苍天代表汉，以黄天代表土德兴起的新政权！而这些内容，不见于东汉于吉的太平清领书。

《后汉书·襄楷传》提到张角得到的“太平经”，按理说，在书里面没有激进的以土代火学说，张角他们的行动纲领和思想又是从何来？可惜没有史书记载张角他们得到的太平经到底是什么内容。只能够认为张角得到的太平经，是基于前面两个版本的一个革命化版，所以张角利用这个‘太平经’做大事。

五斗米道-张陵

现在，我们知道从西汉到东汉末年出现了三个版本的太平经，虽然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总体上应该是相互继承发扬，根据时代的变迁，进行了增删，这些是有记载的最早的道教行动纲领。在这些经书的宣教下，一个全新的宗教组织就顺势产生了。

我们还是回到正史，先看《三国志·魏书八·张鲁传》曰“(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这句话，点明了几个关键的事实：三国时期汉中王张鲁的祖父张陵，在川蜀鹄鸣山（位于成都西面的崇庆县）学道，他编造了经书来布道，信徒加入需要缴纳五斗米，故世人称他们为米贼，多少带有一定的贬义。推测张陵在蜀中行五斗米道的时间大约是公元140-150年，即顺帝到桓帝年间。刚好和宫崇献书顺帝和襄楷上书桓帝的时间吻合，而且后来孙张鲁在汉中开始继承五斗米道的时间约是190年，相差40-50年，也是说得过去的。

虽然也没有记载张陵所创的道书是否和太平经有关，考虑到时间上的重叠，以及其祖籍沛国丰县，地理上和齐国相接，古时沛国也是太平经盛行之地，可以猜测张陵多少是受到了太平经的影响。不管怎样，张陵在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记载的道教组织，五斗米道教，是莫庸质疑的。因此，后人尊张陵为真人天师，也给他的名字中，添加了一个‘道’，以示为道中人，从此，以张道陵称之。“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中间发生了什么，历史留下了一片空白，后来的道书和一些杂史记载，就跳过不表了。

五斗米道-张脩

《三国志·张鲁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勾画了东汉末年道教的情形“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脩为五斗米道。”。《典略》为三国时期鱼豢（huàn）所著的作品，是一部业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野史著作。内容上起周秦，下至三国，纪事颇广，体裁驳杂，被认为系作者抄录诸史典故而成，故有一定的可信度。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大量引用《典略》。

长安京畿三辅即关中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地，有骆曜在教唆民众隐身之术；而在关东的冀青一带，盛行张角的太平道；汉中地区，张脩（xiū同修）在传播五斗米道。撇开骆曜、张角不说，这个张脩的五斗米道和张道陵、张鲁又是什么关系？

《三国志》裴注云：“脩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入教者要习读“老子”的五千文，这也是首次看见五斗米道教把老子的“道德经”作为经书的记载！

《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注曰：“时巫人张脩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由此可知，张脩活动区域主要在巴郡、汉中一带，时间大致在178-184年间，比张道陵晚二、三十年左右。因此，很可能是张道陵在川蜀崇庆县西北鹄鸣山一带的五斗米道，传播到了巴郡，与流行在长江森林流域的巴妖巫术合流。而张脩发明了以巫术给人治病，病人治愈后奉上五斗米的传播方式。首次明确了五斗米道赖以传播的基本方式就是治病，以类似神仙方士的巫医看病。巫不是贬义，当时的医学水平实在有限，只好参杂了许多主观的臆想和神托。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张脩在巴郡、汉中一带，继承发扬了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以老子五千文为经书，以符水治病方式来传播道教。这时候还没有张鲁多少事，张鲁也不在汉中。

太平道-张角

如裴松之注所云，和张脩率领五斗米道信徒大闹巴郡的同时，张角兄弟也在河北山东等地传播了十多年的太平道后，最终发动了黄巾起义企图以土德代火德的改革之举。

《三国志》裴注：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方式和张脩大同小异，多了师傅在一旁用九节杖进行符祝的仪式，没有在密室里思过的要求，信则灵，不信则泯。

东汉末年，两大道教并立，太平道遍布于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旁及并、凉；天师道盛行于巴、蜀、汉中，但声势远不足与太平道相比拟。

可是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被朝廷视为洪水猛兽而消灭，曹魏把民间的方士，如甘始、左慈、卻俭等尽悉收招，以免这些人继续欺众惑民，再造事端。同时，对祠祀巫祝有严格的禁令。禁令之严，当然是由于黄巾起义的余威犹在，太平道必然是主要的镇压对象。

自中平元年（184年）以太平道为组织形式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作为统一的道教组织，太平道的活动不复见于史籍。

五斗米道-张鲁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

汉中太守苏固死于191年，故张鲁是在191杀死苏固后才进入汉中的。事情的发展可能是这样的，张脩在巴郡汉中一带率领五斗米道教徒造反闹事，被汉中太守苏固击败后，流落成都。而益州牧刘焉也信教“（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被刘焉收留为“别部司马”，然后派他和张鲁一块反击苏固，夺回五斗米道的根据地汉中。

他们联手打败苏固后，张鲁深感祖上开创的五斗米道可以成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也把张脩给杀了，自然汉中五斗米道信众就都归于张鲁。“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脩而并其众。”这是《后汉书》记载的这段历史。张鲁的父亲在《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记载不详，仅提“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甚至裴松之认为张脩就是张衡之笔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五斗米道的继承关系是：张陵 - 张脩 - 张鲁不会太离谱。

张鲁杀死张脩，在汉中得势后，就截断交通，斩杀汉使，“断绝斜谷，杀使者。”刘焉大怒，把张鲁留在成都的家人全悉杀害，从此刘张两家结怨。而刘焉也以米贼作乱、阻隔交通为由，中断与中央朝廷的往来，开始割据益州，直到最后被刘备进川占据。

《三国志·张鲁传》言张鲁对张脩的五斗米道教进行了改造“因其民信行脩业，遂增饰之。”具体的包括建立了一个军事化的组织，“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张鲁自称‘师君’，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初入教者，统一称“鬼卒”，经过培养合格的道徒，升为“祭酒”，这是借鉴了汉朝的“博士祭酒”一职。“祭酒”各领部众，一个大区为“治”，由“治道大祭酒”统管。另外“诸祭酒皆作义舍...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祭酒都要做义工，修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于义舍供路人随便拿取。但一定要量腹取足，切不可起贪心，否则，鬼道必驱疾病附身。对于那些犯罪之人“又教使自隐（自首悔过），有小过者，当治道（修路）百步，则罪除”。一种原始社会人人平等的精神。

五斗米道继续以老子五千文《道德经》为主要经典，米道祭酒宣讲老子的注释本也形成了一个教经，即《想尔注》，一般认为是张鲁编撰了《老君道德经想尔训》。此书早佚，清末於敦煌莫高窟发现六朝写本《想尔注》残卷。

至此，五斗米道已经发展为一个严格意义的宗教组织了，张鲁在汉中建立起来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政权。

虽然五斗米道或天师道和太平道是有区别的，但张鲁的五斗米道组织和当年张角的太平道黄巾军，都采取了类似的军事化管理模式。

天师道-三国西晋

215年，曹操率军进攻汉中，张鲁投降，三十多年发展起来的汉中五斗米道被摧毁。大量徒众随曹操北迁。《三国志·张既传》载，215年张鲁降后，“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张鲁及大批汉中教民北迁到三辅，这里的三辅是指长安、洛阳、邺城三都。之后，他们利用曹魏政权宽待张鲁家族之机，或明或暗地向社会下层和上层传播五斗米道。经历曹魏后期和西晋，五斗米道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势力范围甚至扩展至北方和中原地区。后来，随着五胡乱华，大批世家大族衣冠南渡，五斗米道也自然进入到江南地区了。

更早，孙策（175—200年）曾经杀死一个自称琅琊于吉的道士，唐长孺认为从名字和地域来看，是太平道的一派，但不是那位在曲阳获得《太平清水经》的于吉，因为时间对不上，当是托伪。

巴氐人李特（250-303年）在成都建立了十六国中第一个割据政权，成汉，其立国过程得到了当时在成都附近的天师道教主范长生的鼎力资助。《晋书·李特》载记：“特又遣使诣（范）长生求为蜀主。长生舆图送特，特大喜，因赦其境内，改元建初，以长生为祭酒，加拜骠骑将军、蜀郡太守。会蜀人攻特营，特遣李骧讨之。骧将天师道士千人助战，大破之。”从这段史书记载来看，西晋八王之乱时期的天师道，或者五斗米道依然在川蜀地区非常活跃。

范长生 （建安23年） “蜀之八仙”之一。出身涪陵土著豪族，后被迁徙至成都，于是拜张道陵的天师道，后成为青城山天师道首领。他从事道教修炼，欲为神仙，得长生久视之术。辅助成汉立国。

《晋书·赵王伦传》：提到了赵王司马伦（?～301年），他的谋士孙秀和大将张林都是天师道人。“（孙）秀既立威权，遂与（张）林等以妖术废立，假称禅让。于是赵王伦篡位，秀、林等皆封大官。伦又信天师道，使妖人李脱等及女巫樊氏祝诅以求福助。”同书还有“（司马）伦、（孙）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待三王起兵讨伐司马伦时，“秀家日为淫祀，作厌胜之文，使巫祝选择战日。”

陈寅恪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阐述齐文化与道教的关系以及道教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从《晋书·孙恩传》“世奉五斗米道”一语，推论他的族人西晋赵王司马伦的心腹宠臣孙秀也是五斗米道中人。

孙氏是山东琅琊人，东汉末年，这些地方本是黄巾军的太平道的根据地。徐州牧陶谦上书：“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殆，子弟群起。”天师道传入该地区是西晋稍晚的事。

天师道就是五斗米道，这是公认。为什么改名了，可能是南北朝以后，五斗米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北魏，一度成为北朝的国教，寇谦之自称为‘天师’。同时在东晋和南朝也是被门阀士族所热捧。而李唐更是尊崇李珥和道教，故《南史》、《北史》、《魏书》和《晋书》等史书都逐渐开始弃《三国志》《后汉书》的五斗米道，改以尊奉天师道。所以，从这些史书开始，天师道就慢慢代替了五斗米道了。

天师道-东晋

西晋以后，江南吴会地区天师道盛行。而这之前，不见记载。东晋时期江南天师道似乎自两条路线传入，一是来自蜀中；二是世奉五斗米道的侨姓如琅琊王氏、孙氏等带着他们的世传宗教一起东渡。《晋书·周札传》记载一个自称李八百的李脱，“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张鲁就是“以鬼道教民”，又“署人官职（祭酒）”的教主，因此李脱传播的就是李家道（李八百）和天师道的合流，可能是天师道在江南传播的最早记载。

《晋书·何充传》：于时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崇准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这大约是东晋330-340年间的事情。

《晋书·王羲之传》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以及王凝之“入靖室请祷”，“请大道许鬼兵相助”的记载，陈寅恪论证其为天师道世家。

三吴天师道重镇为钱塘杜子恭所立的杜治。《晋书·孙恩传》云：孙恩（？—402年）字灵秀，琅琊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师事钱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术…子恭死，泰传其术。隆安三年（399）孙恩集众起义，这是一次以天师道为组织的起义叛乱。这些天师道徒，都是杜子恭在东晋中叶发展起来的。杜子恭奉行的基本上是传统的所谓“正一”之法，以言人祸福、符水祈祷治病为主要活动。直到刘宋时期，钱塘杜治依然为上层天师道信徒所皈依。

关于王羲之

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303-361年）是琅琊王氏东渡的后人，他有七个儿子，从长至幼依次是：王玄之、王凝之、王焕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七子都善书法，尤以老七王献之最杰出，与王羲之并称“二王”。

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之”字？古代不是讲究子避父讳吗，怎么七个儿子都不避父亲名字中“之”字的讳呢？史载，琅玡王氏家族中的王羲之一门，“世事张氏五斗米道”。不仅王羲之是虔诚的道教徒，他的儿子们也都信五斗米道，例如次子王凝之为会稽内史，孙恩起义军攻会稽时，部下皆请备战，“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不过，有点讽刺的地方，就是孙恩、卢循发动的天师道造反过程中，许多王氏、谢氏等望族的天师道人也都被杀害了。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作过考证：

“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以‘之’字为名者颇多，‘之’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昙’或‘法’为名者相类。东汉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讥二名之义，习用单名。故‘之’字非特专之真名，可以不避讳，亦可省略。六朝礼法世族最重家讳，如琅琊王羲之、献之父子同以‘之’字为名，而不以为嫌犯，是其最显著之例证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兰亭集序》中有这么多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之’字，也许就是王羲之的天师道密码！

先秦以来，中原盛行单字名，因为《公羊春秋》中提出了“二名非礼”。该提法源于孔子在删定《春秋》时，经常故意将两字名改为单字名，例如将“仲孙何忌”改为“仲孙忌”。因此战国时期经学家公羊高便说这是孔子认为“二名不合礼”。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讥二名，二名非礼也。”对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是《春秋公羊传》表明儒家反对双字名，认为双字名非礼；二是儒家认为同一个人取两个名字是非礼的。不管怎么，事实就是无论秦汉，三国，还是魏晋南北朝，士族基本上都是崇行单字名。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士人取双字名，都是有特殊含义了，故陈寅恪的解释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不单是王羲之家族，这个时期有许多的名人，名字中都带一个‘之’，比如：祖冲之、其父名为祖朔之、儿子名叫祖暅之；著名画家顾恺之、其父名为顾悦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一代名将刘牢之、刘裕的军师刘穆之、南朝名将陈庆之、经学家刘献之、道教改革家寇谦之、六朝大族沈氏家族的沈攸之、沈演之、沈庆之；乃至晋朝皇族中的司马尚之、司马允之、司马恢之、司马楚之、司马休之、司马景之等等；还有王羲之的胞兄王籍之，另外，王氏家族后辈中人，名字中有个“之”，不乏其人。说明天师道在东晋和南朝的世家大族中是非常盛行的。

天师道-北朝

黄巾起义失败后，北方的太平道都被镇压了。而北方在汉末并没有天师道的传播，汉中一带的五斗米道，随着雄踞汉中三十年的天师道教主张鲁归降曹操，大量信徒才迁徙到北方各地，促进了天师道在北方的传播。216年张鲁降后即死，天师道具体有哪些活动不得而知。曹叡统治时期禁纲已疏，而张鲁女婿燕王宇被曹叡宠遇，相信会对传播天师道的提供有利条件。

虽然江南天师道有来自北方的迹象，但魏晋以至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天师道活动，史籍缺乏记载，只能够从道经中获得一些比较凌乱的资料，看见天师道的一些活动痕迹。即使后来寇谦之在北魏一度让天师道成为了国教，天师道究竟怎样在北方传播的，还是不太清楚。

总体上来说，北方的五斗米道基本上都寂静无声了，我们对西晋时期北方道教的活动变得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北魏拓跋焘把道教立为国教，尊寇谦之为五斗米道之天师，从此，五斗米道就改称天师道了。

原始道教的分化

早期的天师道和太平道，都属于“符水派”，他们主要以符水巫咒为人治病，卜人祸福，来传播道教，在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又因为其容易召集聚众，在历史上多次引发道徒暴乱，威胁朝廷统治，违背儒理，很难被社会接受认可，因此受到上层社会的打压排挤，亟需改变。这个问题，其实在《太平经》已有自省“小人无道多自轻，共作反逆，犯天文地理，起为盗贼相贼伤，犯王法，为君子重忧。”

张角的太平道黄巾起义失败，和张鲁投降曹操从而失去了天师道在汉中根据地，都加剧了道教内部的演化。演化出“养生黄书派”，他们从符水治病，转为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自身修炼，以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道术修行，追求延年益寿的养生之道。这些道教徒主要采用辟谷方、房中术等道术来行道。因为能够满足统治阶层、贵族和门阀大族的生活奢望，很受他们的欢迎。

虽然早期五斗米道教《想尔注》和《上清黄书过度仪式》都认为“集体黄赤之术”、“男女合气之术”是长生、成仙之道，然而，《黄书》中的这些教理，明显有违传统伦理道德，也是被同期佛教攻击最猛烈的地方。后期的天师道改革，特别是在北方天师道的教主寇谦之的推动下，就逐渐放弃这部分内容。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在追求长生不老的境界，对修炼成仙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渴望永享人间富贵的君王们看中了方士宣扬的长生不死的观点，对其青睐有加，方士贩卖神仙方术，对于庙堂高位同样充满了向往。君主与方士一拍即合， 神仙信仰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君王为神仙信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迅速崛起的神仙方士阶层游走在村野庙堂，神仙信仰传播至各个地域阶层。

“修道成仙”是道教的核心内容，也是道家子弟的最高追求。那么，像“成仙”这样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实现呢？一些道教徒感觉单纯的养身修炼是无法成仙的，需要有专门的“道术”，即通过炼丹，服食丹药羽化升仙，这就形成了神仙‬金丹派，或者称神仙道派。道教的理论家葛洪，在这个时候，从理论上阐述了成仙的可行性。

上清道就是神仙派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分支，后来陶弘景在道教理论层面的创新，使茅山道成为了上清道派的中心。

金丹派又分为外丹和内丹，前者就是通过化学方法炼丹，后者指靠自身内气的调理与运行，把人体当做炼丹炉，燃料就是意念，对人体内的“精气神”原料进行提炼。

早期的道教，派系纷杂，道术诡异，相互矛盾，缺乏统一完整的经书理论，组织结构和仪式规章，虽然是生于本土，却无法得到大部分传统士大夫阶层认可和支持，特别是在和佛教的竞争辩论时，总体落于下风。不利于道教的健康发展。

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道教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理论思想家，如东晋的葛洪，北魏的寇谦之，南朝的陆修静、顾欢和陶弘景等著名道教理论家，他们从各个方面对道教进行改造。他们奉老子为道教之祖，重新将散布於各地的道教经典、科仪重新整理，使得道教开始有较为完整的神话体系、科仪，使得道教组织更为完善。陆‬修静‬和‬顾‬欢‬更是‬把‬庄‬周‬之‬学‬引‬进‬道教‬，在陆修静、顾欢和陶弘景的共同推动下，实现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完善丰富了道教的思想理论。

在他们的努力下，道教信仰制度得以健全，从而让一个原始宗教进化为思想统一，体系完整，仪式规范的适合社会各界需求的宗教文化组织。

因此东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从民间走入殿堂，逐渐定型化、成熟化、官方化的关键时期。它除了要求改革者们在政治上满足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通过改变、充实教义、教规、教仪的内容，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外，还必须适应这个时代儒、释、道融合的大趋势，以满足上层统治者的精神需求。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位著名道教思想家的思想理论和他们对发展完善道教所做出的贡献。

葛洪-东晋神仙道理论集大成者

葛洪（283-363年），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生活于两晋。东晋道教理论家、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和政治家。葛洪不但奠定了神仙道教的思想基础，而且为道教的官方化、正统化和合法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对神仙道教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魏晋时期，受道教的影响服食求长生之风在士大夫阶层中颇盛。但很多人只是相信通过服食药物或养生方术可以延年益寿，而对不死成仙表示怀疑；有人则根本否定有所谓神仙的存在，如向秀即其一，他反对嵇康“神仙可信”的说法。针对于此，东晋道教学者葛洪乃撰《神仙传》、《抱朴子》等书，以证仙扬道，将神仙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神仙信仰是道教信仰的核心，肯定神仙有无论思想，直接关系到神仙道教的发展。虽然神仙思想早已有之，但无仙论思想早在求仙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与之并存，无仙论最重要的论据就是“仙人无验”，无人见过，汉魏两晋时，无仙论者又加上一条，即儒家经典没有记载，圣贤不言神仙怪异。葛洪认为周孔等圣贤哲人何以不谈神仙，儒家经典何以不载述神仙之事，是“人所好恶，各各不同”。

葛洪撰写《神仙传》的目的，旨在说明仙道之不诬。在葛洪看来，神仙不仅存在，而且还有等级之分，与神仙的等级相一致，葛洪以为仙药亦分为上中下品；“朱砂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士也；茹芝导引，咽气长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岁以还者下士也。”《神仙传》向世人昭示：神仙不仅实有，而且可学、可致。

《抱朴子》一书从理论上反对原始的道教，对符水派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认为张角等用符水治病的目的，不是延年益寿，也不是消灾祛病，而是纠集乱党，聚众反叛。要将这些人施加峻刑。全书分内篇、外篇。内篇专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长寿、辟邪消灾；外篇则是治国平天下的主张。葛洪论证世界上确有神仙，仙人主要靠药物和种种方法养身延命，使身体内部不生疾病，使来自外部的祸患不能侵犯，从而达到肉体不朽，长生不老。

而实现成仙的唯一途径就是炼丹。葛洪发明用黄金和丹砂炼丹，人服下去就可以练身体，获得长生。据他说，有一种“九转仙丹”，凡人服了，三日之内便可以白日升天。但炼丹的花费是巨大的，练一种“金液丹”，一般要用黄金数十斤，合计资费在四十万钱。这样高昂的费用，只有统治阶层才具备财力，普通道徒是无法做到的。

葛洪的这些道教思想中还包含了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他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在他看来，神仙不死之术是人世间第一重要的事情；但儒术又是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的，也不能够忽视。这样，葛洪就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作了一定的结合，为道教的上层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葛洪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便宜，改变了之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发明，就受到《肘后备急方》的制备启发。

咸和二年（327年），葛洪听闻交趾出产高品质丹砂，于是就前往寻丹砂。途经广州，发现当地也产丹砂，从此就隐居于广东罗浮山炼丹修行，著书讲学。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

寇谦之-北方道教的改革者

寇谦之(365年－448年)，上谷昌平人（今北京）。北魏时期北方道教代表人物与改革者，新天师道（北天师道）的领袖。寇谦之出身于世代信奉五斗米道教的世家大族，陈寅恪认为寇氏原本是汉中米道余党，在曹魏时被迁徙于关中冯翊。

《魏书.释老志》记载：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后遇仙人成公兴，随之入华山，采食药物不复饥。继隐嵩山，修道七载，声名渐著。据陈寅恪考证，寇谦之修张鲁之术历年无效，对他打击很大。直到他遇到的成公兴，才迎来一生重大转折。关于成公兴传授给寇谦之的周髀（bì，大腿骨）、易算以及医药知识，无疑和佛教息息相关。包括寇谦之撰写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明显带有佛经戒律的诸多痕迹。其实，在当时的道教内部，抄借模拟佛教戒律经书是一个常态，因为佛教的思想更加完整系统。

魏晋以来，特别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寇谦之带领弟子在难民中传教。虽然此时，北方已经广泛流传天师道，但由于天师道内容混乱，因此经常被利用为暴乱割据的工具，尤其令寇谦之不满。

神瑞二年（415），托言太上老君面谕，赐授“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其“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又授予导引、服气之术。经文中猛烈抨击五斗米道旧道法，认为五斗米道在三张之后组织混乱，祭酒道官私传教职，招收不良弟子，任意榨取道民的钱财，又妄传张陵房中术，有损道教形象。针对这些弊病，寇谦之宣布将三张旧道法，特别是祭酒世袭制、租米钱税制及男女合气之术尽皆断禁，一从吾《乐音诵诫》新法。

泰常八年（423），又称太上老君玄孙李谱文临嵩岳，再授《神中录图新经》六十余卷，及劾召鬼神与金丹诸秘法，命其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领“人鬼之政”。始光元年（424），来到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献道书于太武帝拓跋焘。最初，太武帝对谦之献书之举漠然处之，“令谦之止于张矅之所，供其食物”。

寇谦之提出以封建“礼度”为主要内容、礼拜炼丹为主要形式的新教义，宣传儒家的“佐国扶民”思想，左光禄大夫崔浩以其“辞旨深妙”便拜他为师，上疏盛赞，于是拓跋焘将寇谦之奉为天师，颂扬新法，宣布天下。

同年于平城东南修建五层高台的天师道场，制订乐章诵诫新法，称“新天师道”。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根据寇谦之的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坛，接受符箓，自称“太平真君”，带头做天师弟子。此举极有可能是‘五斗米道教’改称为‘天师道’的转折点。

寇谦之以天师道后裔的身份，改组天师道，成为北方新天师道教主，重建规范制度与活动章程，使之向官方体制靠拢，变为符合士大夫阶层的上层道教。作为北方道教的领袖和改革者，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消除过去道教在统治阶级中的不良影响，使道教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站住脚，并且官方化。

寇谦之攻击过去以道教为旗帜的起义者是“攻错经道，惑乱愚民”，“诳诈万端”。他对早期道教的教义和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吸取儒家五常观念，吸融儒释的礼仪规戒，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的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并改革道官职位的世制度，主张唯贤是授，信守持戒修行。

在改革天师道的时候，他特别增加了斋醮仪范方面的内容，使道教的仪式趋于完善，寇谦之所增设的斋醮科目有：道官受录斋仪、道官道民求愿斋仪、道民犯律斋仪、为人治病斋仪、为人超度斋仪、为祖先亡灵解厄斋仪等。

寇谦之还歌颂北魏政权“载在河洛，悬象垂天”，是上合天意、下应民心之正统；宣扬儒家中的“中庸”、“忠”、“孝”、“仁”、“义”、“信”等思想，认为道教的原则是“专以礼度为首”。他的教义、教规实际上已开启了道教改革中融合三教之先河。不过，此时寇谦之引儒佛入道，可能还只是一种宗教上的无意识行为，即并非一种自觉行为。

从魏太武帝开始，北魏的历代皇帝即位，都要接受天师道的符录，以此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依据。寇谦之以天师兼为国师，“辅助太平真君”，此后道教遂在北魏广为传播。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在崔浩和寇谦之的影响下，拓跋焘颁布诏令，以九州天命正统的名义，北魏全境灭佛。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去世，时年八十六岁。

陆修静-南朝天师、上清、灵宝派的宗师

陆修静(406－477年)，吴兴东迁人（今浙江吴县）。陆修静是天师道道士，自称“三洞弟子”，《陆先生道门科略》云：太上老君以下古委忍沐浇朴散，三五失统，人鬼错乱，“二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命。通过“道化宣流”，以求“家国太平”（同上书）。

东汉末，道教因张角“黄巾起义”失败之影响而受抑制，接着又受曹魏之制约，故从两晋至南朝刘宋间，在政局动荡中更趋零落，道教散乱，“教法纲颓”（《洞玄灵宝五感文》）。江南一带帛家道、李家道及其它种种巫覡道门杂出，淫祀盛行。到东晋南朝时，旧五斗米道教的祭酒制已经衰落不堪，道官制度也极其混乱。陆修静首先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完善组织措施，健全‘三会日’制度，对江南天师道组织进行整顿和改造。

陆修静十分重视道教斋仪的作用，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在总结天师道原有的各种斋仪的基础上，吸收佛教的修持仪式和儒家的礼法，从修身与治国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对道教的戒律、斋醮仪式作了一系列的整理。经过他修订的道教礼仪，扩展为包括天师、灵宝、上清各派在内的“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后世的斋醮礼仪大都不超过这一范围。并撰述一系列斋戒仪范之书，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完备。

当时道教经书混杂不堪，伪造的也很多。泰始三年宋明帝建立崇虚馆，召集道士，陆修静奉召主持，得以获见东晋杨羲和丹阳许谧所传的上清经，他对上清经也进行了整理，因而被元代茅山宗尊为第七代宗师。陆修静专心研究葛玄的灵宝诸经，使“灵宝之教，大行于世”。他四处收集，将各种道教书籍加以排列，撰写道经目录，借鉴佛教宗派之判教，写成了《三洞经书目录》，这为后世的道教经典整理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陆修静轻金丹药物，力图建立以内持斋戒、外持威仪为本基的、统一的道教。其斋戒理论，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维护道门的神圣为名，用斋戒以制约人心，使之有利于当时社会之教化；其二是儒释兼融。宗教戒条，是宗教徒的道德法规，行为轨范，是维持宗教信仰的支柱，也是制约人心的方法。在陆修静的影响下，道教的发展走向天师道与神仙道的结合，并以佛教哲学解释老、庄。

陆修静为道一生，在改造原始民间道教、修订道教教义理论和斋戒仪式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大敞法门，深弘典奥”，创立了大行于世的南天师道，使之成为与寇谦之创立的北天师道相抗衡的道教重要道派，令“朝野注意，道俗归心”。

随后，南天师道经他再传弟子陶弘景大力鼓吹和传布，而繁衍出著名的茅山道派，大显于唐代。究其根源，应归功于陆修静所创立的丰富而完备的《三洞经书》。所以《道学传》中如是说道：“道教之兴，于斯为盛也。”也正因如此，陆修静在死后获得了比生前更崇高的地位和荣耀。

大明五年（461年）陆修静来庐山，“爱匡阜之胜”，构筑精庐居处修道，是为简寂观。在青山环抱的简寂观中，陆修静采药炼丹，研修道教宗义，一共7年。在朝廷多次征召之下，陆修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简寂观，入住建康。

简寂观在唐以前一直是庐山道教最重要的宫观和最大的道教修炼场。鼎盛时期的简寂观在朝廷的格外恩宠下，有道人多达五、六百人，香火称极盛，不仅赫然成为庐山道教中心和南天师道最著名的道观，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庐山道教的发展，与庐山佛教势力分庭抗礼，创造出了“释道同尊”的局面。

刘宋开明元年（477年），陆在建康景德观辞世，享年71岁。陆去世后，遗体被弟子们运回庐山，安葬在布袋岩下。

顾欢-把老庄引入道教的南齐理论家

在道教发展史介绍中，大部分文章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南朝著名上清派道士顾欢。

顾欢（420～483），字景怡，吴郡盐官（今浙江海盐县）人。南朝宋、齐大臣，著名上清派道士。顾欢父祖官爵无闻，亦当是吴郡顾氏疏族，20岁习玄儒之学，后至天台山隐居，开馆授徒。中年之后，精研道学，著有《文集》30卷及众多道书。其中《老子道德经义疏》为南朝老子学说重要经典；他又是《上清经》和《真诰》主要撰写人；所著《夷夏论》提出“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夷之法”，尊道贬佛学说引发规模浩大的佛道之争，史称“夷夏之辨”。

《南齐书·杜京产传》说“佛号正真，道号正一”，可为天师道徒旁证。但“欢晚节服食，不与人通。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又近于神仙道家了。顾欢事黄老道，即从事神仙道之服食，又兼魏晋之玄学，参考钟会才性四本的玄学命题著《三名论》》，还又对玄学大师王弼易注进行批注（《王弼易二系注》），可知其玄学功底深厚。《隋书》记载顾欢作《老子义疏》》可能是参阅了王弼的《老子注》，是老子学派一大家。

顾欢是南朝道释斗争中的著名人物。他见释、道二家互相非毁，欲辨其是与非，于刘宋末年作《夷夏论》，以论释、道二家的是非、优劣。论中虽有调和二教之辞，但重点是强调二者之异，说道教是产生于华夏的圣教，佛教则是出于西戎的戎法。虽然二教皆可化俗，但只能各自适用于自己的国度，即道教适用于中国，佛教只适用于西戎。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产生于西戎的佛法，有些思想是与中国的礼教不相容的。此外，他又对道佛二教信仰及其他特点论述了二者的差异，目的都是论证华夏之邦只能施行道教，不能“述效”戎法，佛教应该回到它的本土去。

可见，顾欢是站在道教立场上，用中国传统的尊夏卑夷观点来反对佛教的。所以此文一出。立即遭到佛徒及其信仰者的强烈反对，纷纷著文反驳，形成南朝齐初一场规模颇大的道释斗争。

顾欢还把庄子拉入道教，“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继陆修静之后，以道士身份并称“老庄”。西汉所谓“黄老”是“君人南面之术”，指的是“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神仙家编织黄老鼎成，乘龙升天的神话，东汉时老子被神化，于是黄、老并立祠祭祀。天师道詠读老子五千文，张鲁托名“想尔”为之作注，道教徒注释道德经不足为奇。但在顾之前道教徒从未以老庄连称代替黄老，老庄并提的是道家，或玄学家而非道教徒。是顾欢通过《三名论》，《王弼易二系注》，作《老子义纲》，力图使道教与道家相结合，使道教自原始的巫术仙方提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永明年间（483年），顾欢卒于剡山，时年六十四。后人改其隐居地为欢溪、顾儒岭

陶弘景-南梁道、儒、释三教合流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朝齐、梁时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

陶弘景出身南朝的士族家庭，自小对道教养生有兴趣，不愿为官。陶弘景30岁左右，拜顾欢弟子、道士孙游岳为师，受符图、经法、诰诀，遂遍游名山，寻访仙药真经。南齐永明六年(488)，在句曲山（江苏茅山）得到上清派创始人杨羲、许谧手书真迹。永明八年东行，拜谒各地居士和法师。

永明十年(492)，辞去朝廷食禄，隐居茅山，建了一所房子，起名“华阳馆”，传上清大洞经箓，进行道教活动，成为南方茅山道派开山祖师。梁武帝即位后，多次派使者礼聘，坚不出山。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平时书信往来频繁，当时人称为“山中宰相”。

从陶弘景开始，茅山成为道教上清派的中心，茅山实际上代表了上清派，于是人们便将这之后的上清派径称为茅山宗，并以陶弘景为茅山宗的创始人。茅山派自陶弘景开创以后，历经隋、唐，直至两宋，人才辈出，在道教诸派别中一直占居重要地位。

陶弘景继承老庄哲理和葛洪的仙学思想，揉合道、佛二教观念，主张道、儒、释三教合流，认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继陆修静之后，进一步整理道教经书，颇有贡献。撰成《真灵位业图》，排列了包括天神、地祇、人鬼以及群仙众真在内的等级森严的神仙世界，和《真诰》，全书内容庞杂，是参考了佛教《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而成，他在《真诰》指出，“道”是万物之本，这个本体是精神的。书中还所涉及的许多经书、大量道教人物和方术等，是研究道教的重要历史资料。《真灵位业图》和《真诰》这两本书成为了道教的重要经典。

他还整理《神农本草经》，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的新药，编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记载有药物七百余种(原书已佚，现在仅存敦煌残卷)。能书善画，通琴棋医术。书法工于草隶，其画清真。书画有《二牛图》《山居图》《瘗鹤铭》等。

陶弘景在构建道教神仙谱系以及整理道教修炼养生术等方面颇有贡献：

创造了道教的神谱，使道教的神仙世界井然有序，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再按天上到地下的次序，把神鬼世界分为七层。通过编著《真诰》一书，对道教的传授历史作了整理，对上清经的来源、出世作了种种神化的描写，是研究道教的重要经典。发展了道教的修炼理论，除了接受“养神”、“炼形”、“少思寡欲”、“饮食有节，起居有度”外，还非常重视炼丹。逐步结合佛教与儒家的思想到道教中去，南方由于葛洪、陆修静道教改革以来，道教的地位、不论在民间还是官方，道教的教义教规等问题，大致已经解决，所以陶弘景似乎更注意融合三教，以满足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需求。

于是，他利用自己既精通儒学，又熟悉佛学的有利条件，在其晚年的道教著作中有意识地加进了儒家经典中的“中庸”、“至忠”、“至孝”，佛教中的“去性存性”、“三毒”、“生死轮回”、“地狱”、“顿悟”等学说观念。为迎合梁武帝虔诚的佛教信仰，陶弘景在实践中努力贯彻其融合三教的理想，进一步推动了道教的理论发展。

陶弘景和前辈葛洪一样，也是非常热衷于炼丹，曾长期从事炼丹实验。梁武帝送其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原料，让其炼丹。他在炼丹过程中掌握了许多化学知识，例如﹕汞可与某些金属形成汞齐，汞齐可以镀物。陶弘景对化学的贡献之一是记载了硝酸钾的火焰分析法，是世界化学史上钾盐鉴定的最早记录。

陶弘景隐居茅山达45年之久，享年81岁。梁武帝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

江南天师道和神仙道的揉合

当杜子恭（与王羲之同时期）在江南大兴天师道之时，神仙道派的上清派与灵宝派也先后开始造作道经、创立教派了。从一些道经的记载中得知，上清道受到天师道世家杜道鞠（杜京产之父，杜子恭曾孙）的礼遇，说明东晋以来，天师道上层分子与神仙道日益加深的关系，仍负盛誉的杜治似乎业已不再群众中活动了。这在下一代天师道世家中就更为明显。《南齐书·卷五四·杜京产传》：杜京产（479—482年）世传五斗米道，颇涉文艺，专修黄老。然而，孔稚珪（447-501年）推荐他的表文说他“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沈吟道奥。”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天师道的特征，反而是在玄学（包括佛学）影响下从先代宗教的虔诚信仰转向学理的研讨，即“沈吟道奥”。江南的天师道已经从传统的在群众中欲使鬼兵、符咒治病转向融通玄儒佛的上流养生神仙道了。

另外一家杜治嫡传的天师道世家是会稽孔氏，孔灵产尊礼杜子恭墓，是虔诚的天师道信徒。但他儿子，著名文人孔稚珪，虽然遵守先业，却已经非常倾向神仙道，他十分尊敬道教改革家陆修静，这是一位结合天师道与神仙道上清、灵宝两派的关键人物。

陆修静撰写的《三洞经书目录》总结了世上道经，将所有道经，区别高低层次，分为三洞四辅，进行统一。以上清经为洞真，居首；灵宝经为洞玄，次之；又以三皇经为洞神，是谓“三洞”。以下为太清、太平、太玄和正一为四辅，正一为末，尊重神仙道而贬巫鬼道之意十分明显了。凡入目诸经，虽有先后层次，却无邪正之分，就这样把神仙道与巫鬼道合为一炉了。

道教的发展倾向是天师道与神仙道的结合，并以佛教哲学解释老、庄。值得注意的是，陆修静在答问“不闻道家说二世”时援引了老庄，虽然当时的上清、灵宝诸经多模拟乃至剽窃佛经造作道经，却未曾有过以佛教之说来解释道家老庄。“即已有先，居然有后，既有先后，居然有中。庄子云：方生方死。此并明三世。”老子五千文虽然一直被天师道崇奉，张鲁托名“想尔”，作道德经注，然庄子却是从未被援引，陆修静援道家入道教，截取老庄辞句，附会佛义。

稍后顾欢则似乎更重视与道家的结合，《夷夏论》以老、庄并列为“国师道士”。唐以后，发展为尊庄子、列子、文子、和亢仓子四子为道经，成为道学生徒必读之书，其端起于陆、顾。

结语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到南北朝止，持续发展演变，道教派别多、各派教义戒律各不相同的情况仍旧。道教的经典也在不断增加。葛洪在《抱朴子》里列举他所见到的道书，那时还不到二三百种；到了梁初阮孝绪叙《七录》时，列有四百二十五种，一千一百三十八卷。到了北周时，据《广弘明集》甄鸾《笑道论》载：“道经传记、符、图、论，六千多卷。”

此时期道观和佛寺都大量发展，道教受到佛教影响极深，吸收了大量佛教的天文、算数、医学等学问，并开始大规模改革。经过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顾欢和陶弘景等人的努力，至此，道教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团体系和神仙体系，宗教形态达到成熟。北魏立道教为国教，标志着国家承认了道教为统一合法宗教。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是道教从原始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

主要参考文献：

唐长孺文集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张鹤泉《魏晋南北朝史》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汉书》《三国志》(裴注)《后汉书》《晋书》《魏书》《南史》《南齐史》网络媒体，包括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