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了许倬云先生的几本书,收获不小。许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著作与一般的历史书很不同,特别是近几年在大陆出版的一些书,主要探讨文明的发展,颇受年轻人的喜爱。
许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为我们条分缕析地阐述了当今世界几种主要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轨迹,不仅能够补充我们很多的知识缺憾,而且还能纠正我们对文化认知的偏差,的确是受益匪浅。
许先生在大陆出版的著作有很多种,因为基本上都是以文明和文化为主要线索的,所以在叙事上会有些重复。不过他的观点是极为明确的。那就是以基督教为核心价值观的西方文明或者说是现代文明已经出现了很多缺陷,用他的话说就是正在腐败,处于明显的颓势。当前正处于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下一个文明是什么,下一个文明和我们今天见到的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许先生皇皇巨著讨论的问题。
许先生对目前存在的几种文明都不取完全肯定的态度,即便他非常认同中华文明,但也认为这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他比较赞成的是融合。他的建议是容忍。他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艾森斯塔德教授做了很长时间的文明研究,他们认为全人类的发展有几个模式,都可以容忍。然后才会有一个universal world(全球世界),以协调、和解、容忍作为要件。全球化是自由的,全球里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
许先生的研究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那个时候冷战研究结束,全球化正在逐步走上一个看似光明的轨道,但亨廷顿却以他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如果就观点而论,亨廷顿和许倬云是对立的,这也许和他们俩人的身份有关,毕竟一个是海外华裔学术精英,一个是传统的西方学术精英。
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他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存在很多缺陷,但是从文明角度的叙事倒是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新趋势,或者新的流行。有关文明的讨论不亦乐乎。从1996年到今天的差不多快30年了,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那个时期开始发端的全球化经过了近30年轰轰烈烈的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转向甚至倒退都是有可能的。很多专家力图解释这一历史进程,找出其中的症结所在。
在这个时候,“文明冲突论”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当然,我们今也看到了“文明融合论”,姑且这样来称呼许先生群体的共同观点。那么究竟哪一个观点更接近实际,也更有可能呢?
应该说,今天的世界状况可能让亨廷顿教授说中了一些。尽管用文明冲突来概括今天世界的矛盾并不准确,但是从表面上看,当今世界确实呈现出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文明群体,一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群体,二是伊斯兰教文明群体,三是中华文明群体。这样划分可能并不十分科学,例如从文化上讲,日本有着很深的中华文化的烙印,但是从目前的冲突阵营讲,它属于西方群体中。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由来已久,已经差不多2000年历史了,到今天依然没有消除。尽管他们的根都是犹太教,而且都是一神教,但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差距太大,这可能是他们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事实上,这种分歧众说纷纭,谁也说不清了。但从历史上看,这种冲突因为经济上的利益而不断加剧。伊斯兰文明所聚居的地点,切断了东亚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利润全被伊斯兰国家垄断——无论是横跨亚欧大陆的陆路,还是经过红海的海路,东方货物进入欧洲,这些国家的王公都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而这些东方物品到了欧洲,价格就十分高昂。长期的经济冲突,终于爆发为以宗教立场为借口的数次宗教战争。之后的欧洲文艺复兴,甚至新大陆的发现,都可能与这种冲突所造成的世界格局的变动有关。
相对来说,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可能更复杂一些。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竞争,能不能叫文明之间的竞争甚至冲突,可能还需要讨论。至少这种竞争没有宗教的色彩,因为中华文明并没有伊斯兰文明那样强烈的宗教色彩,几乎不可能产生于其他宗教之间的冲突。中国历史上确实曾出现过排斥外来宗教的时期,甚至清朝时期的中外冲突很多次也是宗教事件所引起,但这本质上不是宗教冲突,而只是文化冲突。
文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包括一个文明产生的历史,更包括在这种文明长期发展延续过程形成的习惯、观念、制度、认知等一系列要素,是这些要素有机的混合物。所以,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形象的说法,通常文明总是有政治实体作为承载,冲突发生在这些政治实体之间。而这个时候,冲突的原因就是多方面的。简单地以文明的冲突来解释当今世界,肯定有很多悖理的地方。
例如当今中美之间的冲突,绝不是一般的文明冲突,更不是能用宗教冲突所可以解释的。人类脱离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开始建立社会组织始,就一直处在政治冲突中,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关于这样的斗争,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的理论体系去加以解释,例如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30多年前,罗纳德·里根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里根总统在演讲中盛赞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说了一些非常漂亮的话,同时也表达了中美两国合作的意愿。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当时他是这样说的:“我想谈谈美国性格的另一方面。宗教和信仰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是一个有许多宗教的国家。但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信仰来自摩西的圣经,是摩西引导人们摆脱了奴役;耶稣基督的圣经,告诉我们爱邻如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他紧接着强调“况且,这也是我们的奠基石。”里根所讲的基石,实际上讲的是资本主义伦理的基石,而资本主义借助资本的作用,成为一种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不仅仅包含社会制度的内容,从政治上讲是社会制度的博弈,其中也必然包含作为制度基础的伦理博弈。以中美之间的博弈为例,经济是形式,文化是根基,社会制度是根本。从经济上讲无非就是围绕利益的那些手段,这是需要通过谈判来找到均衡点的;而社会制度上的博弈,需要经济作为支撑,且双方的理论都十分明确,你来我往,核心也就那么几点,这都是底线,谁也不会退让。而恰恰是文化形态上的,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与经济和政治都关联,互相交织,但又有各自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倬云先生的文明融合论是非常不现实的。尽管人类是一个共同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技术发展对社会发展有多大影响,谁是共同体的主宰,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是这个共同体的基本形态,必然还是没完没了的斗争。不排除双方之间暂时的力量均衡,但是斗争是主旋律。随着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斗争可能越来越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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